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於2026年9月18日舉辦「國際專家學者專題講座」，邀請德德國漢堡大學亞非研究所暨沼田佛教研究中心教授 Michael Zimmermann 教授蒞臨專講，講題為 “Is There a Buddhist Holy War? Compassion, Doctrine,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Violence from Ancient India to Modern Asia”。本場講座以「佛教是否曾發展出類似聖戰的思想」為核心問題，從古印度佛教經典、佛教王權觀念、大乘與密教文本，到近現代亞洲佛教民族主義與宗教暴力案例，深入探討慈悲、教義與暴力正當化之間的複雜關係。
Zimmermann教授首先以基督宗教中的「正義戰爭」與「聖戰」傳統作為比較出發點，說明基督宗教思想中曾發展出一套可將戰爭與神聖命令相連結的神學論述。相較之下，佛教雖然長期與政治權力有所互動，例如佛教王權思想曾影響亞洲部分地區的法律與治理，但本場講座所關心的並非佛教是否涉入政治，而是佛教是否曾形成一套足以系統性正當化戰爭，甚至將戰爭神聖化的教義。
接著，Zimmermann教授回到佛教基本倫理，指出佛教第一戒強調不殺生，原則上即使在防衛戰爭中也不應殺害眾生。早期經典中亦可見對戰爭殺戮的嚴厲評價，例如戰士若以殺害敵人之心死於戰場，將招致惡趣果報。然而，當佛陀與頻繁涉入戰爭的國王互動時，佛陀並未直接將不殺生的原則套用於君王治理與國家戰爭問題，而是呈現出一種將倫理與國政分開處理的「保留態度」。這也顯示，佛教面對政治現實時，並不總是以單一原則作出簡化判斷。
其中，亦提及佛教傳統內部的和平主義敘事，例如某些本生故事描寫王子或國王寧可放棄王位、承受屈辱，也不願以暴力維持權力。不過，Zimmermann教授指出，這些敘事雖然重要，卻並非佛教傳統中的唯一聲音。在實際歷史中，佛教徒也可能同時維持不殺生的宗教理想，並在特定社會角色中從事軍事行動，形成一種價值分隔的現象。
在經典層面，Zimmermann教授特別討論《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所呈現的王權與戰爭觀。該經保存在漢譯與藏譯中，其王論部分嘗試說明一位正義之王在面對戰爭時應如何行動。經中首先要求君王盡力避免戰爭，透過仁慈、布施、恩惠或展現優勢力量來化解衝突；若仍無法避免戰事，君王必須以保護人民、取得勝利，以及盡量生擒敵軍而非殺害敵軍為念。Zimmermann 教授指出，這或許是佛教文獻中最接近「正義戰爭理論」的一次系統性嘗試，其重點在於節制、減少殺戮與保護人民，而非征服或擴張。
然而，Zimmermann教授也強調，《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並未真正形成「聖戰」理論。該經並未完整討論戰爭的正當理由或合法權威，也沒有將戰士之死與神聖救贖相連結，更沒有主張戰鬥本身具有神聖性。因此，即使它提供了佛教中少見的戰爭倫理討論，仍不等同於基督宗教傳統意義下的聖戰觀念。
講座進一步梳理佛教文獻中較具爭議性的例外案例。例如《大般涅槃經》中關於一闡提與護法的段落，曾出現 lay Buddhists 乃至國王為護持正法而持劍持矛的敘述；《時輪續》則描繪末世中香巴拉王與外道勢力之間的終末戰爭，被視為佛教傳統中最接近聖戰敘事的例子之一。不過，Zimmermann 教授指出，《時輪續》的戰爭敘事在後世也常被重新詮釋為內在的精神戰鬥，而不一定是對現實武裝行動的直接號召。
此外，Zimmermann教授亦分析《菩薩地》中菩薩殺盜賊的著名案例。故事中，菩薩為了阻止盜賊殺害船上眾人，也為了避免盜賊造下更重惡業，而選擇以慈悲心殺害對方。此一案例常被用來討論「以慈悲為動機的殺害」是否可能被正當化。然而，Zimmermann教授提醒，此類例外屬於個別情境，且必須以慈悲動機為前提，並不等同於可普遍化的集體戰爭理論。
在近現代案例方面，講座討論了斯里蘭卡與緬甸的佛教民族主義現象。Zimmermann教授指出，斯里蘭卡的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曾重新動員《大史》中杜陀伽摩尼王戰爭敘事，將原本可被理解為內在精神奮鬥的 dharma-yuddhaya 轉化為現實政治與戰爭語境中的「法戰」。在緬甸，969 運動則以佛、法、僧三寶的數字象徵作為身份動員，並透過宣講、媒體傳播、經濟抵制與謠言等方式，塑造佛教社群受到威脅的敘事。這些案例顯示，佛教暴力未必需要成熟的神學體系，也可能透過神話、族群身份、聖地想像與現代民族主義臨時組合而成。
最後Zimmermann教授總結指出，佛教傳統中確實存在少數可被用來正當化暴力的敘事與教義片段，但整體而言，佛教並未發展出一套如基督宗教十字軍或伊斯蘭聖戰傳統般系統化、擴張性、以改宗或征服為目標的「聖戰」理論。即使在最極端的例子中，佛教所容許或正當化的暴力，多半仍呈現防衛性、護法性與保護性的特徵，而非主動擴張與征服。
本場講座透過跨宗教比較、經典詮釋與現代案例分析，引導師生重新思考佛教慈悲倫理與政治暴力之間的張力。講座不僅挑戰了「佛教必然和平」或「宗教必然導致暴力」兩種簡化觀點，也提醒研究者必須細緻區分經典教義、歷史實踐與現代政治動員之間的差異。透過 Zimmermann 教授的分析，與會師生對佛教倫理、宗教暴力與亞洲政治宗教史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Zimmermann教授首先以基督宗教中的「正義戰爭」與「聖戰」傳統作為比較出發點，說明基督宗教思想中曾發展出一套可將戰爭與神聖命令相連結的神學論述。相較之下，佛教雖然長期與政治權力有所互動，例如佛教王權思想曾影響亞洲部分地區的法律與治理，但本場講座所關心的並非佛教是否涉入政治，而是佛教是否曾形成一套足以系統性正當化戰爭，甚至將戰爭神聖化的教義。
接著，Zimmermann教授回到佛教基本倫理，指出佛教第一戒強調不殺生，原則上即使在防衛戰爭中也不應殺害眾生。早期經典中亦可見對戰爭殺戮的嚴厲評價，例如戰士若以殺害敵人之心死於戰場，將招致惡趣果報。然而，當佛陀與頻繁涉入戰爭的國王互動時，佛陀並未直接將不殺生的原則套用於君王治理與國家戰爭問題，而是呈現出一種將倫理與國政分開處理的「保留態度」。這也顯示，佛教面對政治現實時，並不總是以單一原則作出簡化判斷。
其中，亦提及佛教傳統內部的和平主義敘事，例如某些本生故事描寫王子或國王寧可放棄王位、承受屈辱，也不願以暴力維持權力。不過，Zimmermann教授指出，這些敘事雖然重要，卻並非佛教傳統中的唯一聲音。在實際歷史中，佛教徒也可能同時維持不殺生的宗教理想，並在特定社會角色中從事軍事行動，形成一種價值分隔的現象。
在經典層面，Zimmermann教授特別討論《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所呈現的王權與戰爭觀。該經保存在漢譯與藏譯中，其王論部分嘗試說明一位正義之王在面對戰爭時應如何行動。經中首先要求君王盡力避免戰爭，透過仁慈、布施、恩惠或展現優勢力量來化解衝突；若仍無法避免戰事，君王必須以保護人民、取得勝利，以及盡量生擒敵軍而非殺害敵軍為念。Zimmermann 教授指出，這或許是佛教文獻中最接近「正義戰爭理論」的一次系統性嘗試，其重點在於節制、減少殺戮與保護人民，而非征服或擴張。
然而，Zimmermann教授也強調，《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並未真正形成「聖戰」理論。該經並未完整討論戰爭的正當理由或合法權威，也沒有將戰士之死與神聖救贖相連結，更沒有主張戰鬥本身具有神聖性。因此，即使它提供了佛教中少見的戰爭倫理討論，仍不等同於基督宗教傳統意義下的聖戰觀念。
講座進一步梳理佛教文獻中較具爭議性的例外案例。例如《大般涅槃經》中關於一闡提與護法的段落，曾出現 lay Buddhists 乃至國王為護持正法而持劍持矛的敘述；《時輪續》則描繪末世中香巴拉王與外道勢力之間的終末戰爭，被視為佛教傳統中最接近聖戰敘事的例子之一。不過，Zimmermann 教授指出，《時輪續》的戰爭敘事在後世也常被重新詮釋為內在的精神戰鬥，而不一定是對現實武裝行動的直接號召。
此外，Zimmermann教授亦分析《菩薩地》中菩薩殺盜賊的著名案例。故事中，菩薩為了阻止盜賊殺害船上眾人，也為了避免盜賊造下更重惡業，而選擇以慈悲心殺害對方。此一案例常被用來討論「以慈悲為動機的殺害」是否可能被正當化。然而，Zimmermann教授提醒，此類例外屬於個別情境，且必須以慈悲動機為前提，並不等同於可普遍化的集體戰爭理論。
在近現代案例方面，講座討論了斯里蘭卡與緬甸的佛教民族主義現象。Zimmermann教授指出，斯里蘭卡的僧伽羅佛教民族主義曾重新動員《大史》中杜陀伽摩尼王戰爭敘事，將原本可被理解為內在精神奮鬥的 dharma-yuddhaya 轉化為現實政治與戰爭語境中的「法戰」。在緬甸，969 運動則以佛、法、僧三寶的數字象徵作為身份動員，並透過宣講、媒體傳播、經濟抵制與謠言等方式，塑造佛教社群受到威脅的敘事。這些案例顯示，佛教暴力未必需要成熟的神學體系，也可能透過神話、族群身份、聖地想像與現代民族主義臨時組合而成。
最後Zimmermann教授總結指出，佛教傳統中確實存在少數可被用來正當化暴力的敘事與教義片段，但整體而言，佛教並未發展出一套如基督宗教十字軍或伊斯蘭聖戰傳統般系統化、擴張性、以改宗或征服為目標的「聖戰」理論。即使在最極端的例子中，佛教所容許或正當化的暴力，多半仍呈現防衛性、護法性與保護性的特徵，而非主動擴張與征服。
本場講座透過跨宗教比較、經典詮釋與現代案例分析，引導師生重新思考佛教慈悲倫理與政治暴力之間的張力。講座不僅挑戰了「佛教必然和平」或「宗教必然導致暴力」兩種簡化觀點，也提醒研究者必須細緻區分經典教義、歷史實踐與現代政治動員之間的差異。透過 Zimmermann 教授的分析，與會師生對佛教倫理、宗教暴力與亞洲政治宗教史有了更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