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于2026年9月18日举办「国际专家学者专题讲座」，邀请德德国汉堡大学亚非研究所暨沼田佛教研究中心教授 Michael Zimmermann 教授莅临专讲，讲题为 “Is There a Buddhist Holy War? Compassion, Doctrine,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Violence from Ancient India to Modern Asia”。本场讲座以「佛教是否曾发展出类似圣战的思想」为核心问题，从古印度佛教经典、佛教王权观念、大乘与密教文本，到近现代亚洲佛教民族主义与宗教暴力案例，深入探讨慈悲、教义与暴力正当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Zimmermann教授首先以基督宗教中的「正义战争」与「圣战」传统作为比较出发点，说明基督宗教思想中曾发展出一套可将战争与神圣命令相连结的神学论述。相较之下，佛教虽然长期与政治权力有所互动，例如佛教王权思想曾影响亚洲部分地区的法律与治理，但本场讲座所关心的并非佛教是否涉入政治，而是佛教是否曾形成一套足以系统性正当化战争，甚至将战争神圣化的教义。
接着，Zimmermann教授回到佛教基本伦理，指出佛教第一戒强调不杀生，原则上即使在防卫战争中也不应杀害众生。早期经典中亦可见对战争杀戮的严厉评价，例如战士若以杀害敌人之心死于战场，将招致恶趣果报。然而，当佛陀与频繁涉入战争的国王互动时，佛陀并未直接将不杀生的原则套用于君王治理与国家战争问题，而是呈现出一种将伦理与国政分开处理的「保留态度」。这也显示，佛教面对政治现实时，并不总是以单一原则作出简化判断。
其中，亦提及佛教传统内部的和平主义叙事，例如某些本生故事描写王子或国王宁可放弃王位、承受屈辱，也不愿以暴力维持权力。不过，Zimmermann教授指出，这些叙事虽然重要，却并非佛教传统中的唯一声音。在实际历史中，佛教徒也可能同时维持不杀生的宗教理想，并在特定社会角色中从事军事行动，形成一种价值分隔的现象。
在经典层面，Zimmermann教授特别讨论《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所呈现的王权与战争观。该经保存在汉译与藏译中，其王论部分尝试说明一位正义之王在面对战争时应如何行动。经中首先要求君王尽力避免战争，透过仁慈、布施、恩惠或展现优势力量来化解冲突；若仍无法避免战事，君王必须以保护人民、取得胜利，以及尽量生擒敌军而非杀害敌军为念。Zimmermann 教授指出，这或许是佛教文献中最接近「正义战争理论」的一次系统性尝试，其重点在于节制、减少杀戮与保护人民，而非征服或扩张。
然而，Zimmermann教授也强调，《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并未真正形成「圣战」理论。该经并未完整讨论战争的正当理由或合法权威，也没有将战士之死与神圣救赎相连结，更没有主张战斗本身具有神圣性。因此，即使它提供了佛教中少见的战争伦理讨论，仍不等同于基督宗教传统意义下的圣战观念。
讲座进一步梳理佛教文献中较具争议性的例外案例。例如《大般涅槃经》中关于一阐提与护法的段落，曾出现 lay Buddhists 乃至国王为护持正法而持剑持矛的叙述；《时轮续》则描绘末世中香巴拉王与外道势力之间的终末战争，被视为佛教传统中最接近圣战叙事的例子之一。不过，Zimmermann 教授指出，《时轮续》的战争叙事在后世也常被重新诠释为内在的精神战斗，而不一定是对现实武装行动的直接号召。
此外，Zimmermann教授亦分析《菩萨地》中菩萨杀盗贼的着名案例。故事中，菩萨为了阻止盗贼杀害船上众人，也为了避免盗贼造下更重恶业，而选择以慈悲心杀害对方。此一案例常被用来讨论「以慈悲为动机的杀害」是否可能被正当化。然而，Zimmermann教授提醒，此类例外属于个别情境，且必须以慈悲动机为前提，并不等同于可普遍化的集体战争理论。
在近现代案例方面，讲座讨论了斯里兰卡与缅甸的佛教民族主义现象。Zimmermann教授指出，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佛教民族主义曾重新动员《大史》中杜陀伽摩尼王战争叙事，将原本可被理解为内在精神奋斗的 dharma-yuddhaya 转化为现实政治与战争语境中的「法战」。在缅甸，969 运动则以佛、法、僧三宝的数字象征作为身份动员，并透过宣讲、媒体传播、经济抵制与谣言等方式，塑造佛教社群受到威胁的叙事。这些案例显示，佛教暴力未必需要成熟的神学体系，也可能透过神话、族群身份、圣地想像与现代民族主义临时组合而成。
最后Zimmermann教授总结指出，佛教传统中确实存在少数可被用来正当化暴力的叙事与教义片段，但整体而言，佛教并未发展出一套如基督宗教十字军或伊斯兰圣战传统般系统化、扩张性、以改宗或征服为目标的「圣战」理论。即使在最极端的例子中，佛教所容许或正当化的暴力，多半仍呈现防卫性、护法性与保护性的特征，而非主动扩张与征服。
本场讲座透过跨宗教比较、经典诠释与现代案例分析，引导师生重新思考佛教慈悲伦理与政治暴力之间的张力。讲座不仅挑战了「佛教必然和平」或「宗教必然导致暴力」两种简化观点，也提醒研究者必须细致区分经典教义、历史实践与现代政治动员之间的差异。透过 Zimmermann 教授的分析，与会师生对佛教伦理、宗教暴力与亚洲政治宗教史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Zimmermann教授首先以基督宗教中的「正义战争」与「圣战」传统作为比较出发点，说明基督宗教思想中曾发展出一套可将战争与神圣命令相连结的神学论述。相较之下，佛教虽然长期与政治权力有所互动，例如佛教王权思想曾影响亚洲部分地区的法律与治理，但本场讲座所关心的并非佛教是否涉入政治，而是佛教是否曾形成一套足以系统性正当化战争，甚至将战争神圣化的教义。
接着，Zimmermann教授回到佛教基本伦理，指出佛教第一戒强调不杀生，原则上即使在防卫战争中也不应杀害众生。早期经典中亦可见对战争杀戮的严厉评价，例如战士若以杀害敌人之心死于战场，将招致恶趣果报。然而，当佛陀与频繁涉入战争的国王互动时，佛陀并未直接将不杀生的原则套用于君王治理与国家战争问题，而是呈现出一种将伦理与国政分开处理的「保留态度」。这也显示，佛教面对政治现实时，并不总是以单一原则作出简化判断。
其中，亦提及佛教传统内部的和平主义叙事，例如某些本生故事描写王子或国王宁可放弃王位、承受屈辱，也不愿以暴力维持权力。不过，Zimmermann教授指出，这些叙事虽然重要，却并非佛教传统中的唯一声音。在实际历史中，佛教徒也可能同时维持不杀生的宗教理想，并在特定社会角色中从事军事行动，形成一种价值分隔的现象。
在经典层面，Zimmermann教授特别讨论《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所呈现的王权与战争观。该经保存在汉译与藏译中，其王论部分尝试说明一位正义之王在面对战争时应如何行动。经中首先要求君王尽力避免战争，透过仁慈、布施、恩惠或展现优势力量来化解冲突；若仍无法避免战事，君王必须以保护人民、取得胜利，以及尽量生擒敌军而非杀害敌军为念。Zimmermann 教授指出，这或许是佛教文献中最接近「正义战争理论」的一次系统性尝试，其重点在于节制、减少杀戮与保护人民，而非征服或扩张。
然而，Zimmermann教授也强调，《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并未真正形成「圣战」理论。该经并未完整讨论战争的正当理由或合法权威，也没有将战士之死与神圣救赎相连结，更没有主张战斗本身具有神圣性。因此，即使它提供了佛教中少见的战争伦理讨论，仍不等同于基督宗教传统意义下的圣战观念。
讲座进一步梳理佛教文献中较具争议性的例外案例。例如《大般涅槃经》中关于一阐提与护法的段落，曾出现 lay Buddhists 乃至国王为护持正法而持剑持矛的叙述；《时轮续》则描绘末世中香巴拉王与外道势力之间的终末战争，被视为佛教传统中最接近圣战叙事的例子之一。不过，Zimmermann 教授指出，《时轮续》的战争叙事在后世也常被重新诠释为内在的精神战斗，而不一定是对现实武装行动的直接号召。
此外，Zimmermann教授亦分析《菩萨地》中菩萨杀盗贼的着名案例。故事中，菩萨为了阻止盗贼杀害船上众人，也为了避免盗贼造下更重恶业，而选择以慈悲心杀害对方。此一案例常被用来讨论「以慈悲为动机的杀害」是否可能被正当化。然而，Zimmermann教授提醒，此类例外属于个别情境，且必须以慈悲动机为前提，并不等同于可普遍化的集体战争理论。
在近现代案例方面，讲座讨论了斯里兰卡与缅甸的佛教民族主义现象。Zimmermann教授指出，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佛教民族主义曾重新动员《大史》中杜陀伽摩尼王战争叙事，将原本可被理解为内在精神奋斗的 dharma-yuddhaya 转化为现实政治与战争语境中的「法战」。在缅甸，969 运动则以佛、法、僧三宝的数字象征作为身份动员，并透过宣讲、媒体传播、经济抵制与谣言等方式，塑造佛教社群受到威胁的叙事。这些案例显示，佛教暴力未必需要成熟的神学体系，也可能透过神话、族群身份、圣地想像与现代民族主义临时组合而成。
最后Zimmermann教授总结指出，佛教传统中确实存在少数可被用来正当化暴力的叙事与教义片段，但整体而言，佛教并未发展出一套如基督宗教十字军或伊斯兰圣战传统般系统化、扩张性、以改宗或征服为目标的「圣战」理论。即使在最极端的例子中，佛教所容许或正当化的暴力，多半仍呈现防卫性、护法性与保护性的特征，而非主动扩张与征服。
本场讲座透过跨宗教比较、经典诠释与现代案例分析，引导师生重新思考佛教慈悲伦理与政治暴力之间的张力。讲座不仅挑战了「佛教必然和平」或「宗教必然导致暴力」两种简化观点，也提醒研究者必须细致区分经典教义、历史实践与现代政治动员之间的差异。透过 Zimmermann 教授的分析，与会师生对佛教伦理、宗教暴力与亚洲政治宗教史有了更深入的理解。